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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中国缘
作者:Jx    发布于:2018-09-21 10:27:08    文字:【】【】【
摘要: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被称为“鹰派”,在中国被称为“右派”,也有许多人认为他是“反华派”,但是,安倍两次任首相,都使中日关系从最深的低谷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和好转,据他的中国人朋友说,他本人也说过“喜欢中国人”,而从他的经历看,在政

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被称为“鹰派”,在中国被称为“右派”,也有许多人认为他是“反华派”,但是,安倍两次任首相,都使中日关系从最深的低谷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和好转,据他的中国人朋友说,他本人也说过“喜欢中国人”,而从他的经历看,在政治和历史问题上,他确实和中国有许多对立和不一致的地方,但是在感情上,他也确实与中国有一定的缘分,这也可能是促使他在某些方面与中国对立的同时,也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的因素之一。

2015年5月6日,日本《产经新闻》发表一篇名为“西海岸的声援者”的报道,报道安倍访美期间的花絮。该报道介绍了在美国居住的华人,94岁的老妇人哈里欧特・穆阿的事情。她家里保存着许多日本历届重要政治家的黑白照片。哈里欧特・穆阿生于中国上海,成为美国公民已经有50多年了,报道中写道:

“这是岸信介先生。”她继续着她的讲解,话题随之转向岸信介首相、安倍晋太郎前外相和安倍首相的话题上来,他们常到她的饭店里来,品尝这里美味可口的家常饭菜。从她的影集上看,她与岸首相及安倍一家的关系相当亲密。

穆阿说在安倍晋三刚出生就认识他。谈到安倍时,她的表情瞬间显得暗淡,低声说:“他忍耐了许多事情呀!”她的话引起了记者的注意。

据日本作家野上忠兴的《气骨--安倍晋三的DNA》一书,穆阿不仅是安倍一家的好友,而且在安倍在美国留学期间,照顾过患有“思乡病”的安倍晋三。

安倍晋三在1977年3月从日本成溪大学毕业以后,去美国留学,先在旧金山海岸的海伍德英语学校学习英语,但是该校是以日本人为对象的英语研修学校,周围都是日本人,语言能力很难提高。他马上就想离开这里,但是离开后也很难马上回日本。正在他无路可走的时候,是穆阿帮助了他。穆阿曾在银座经营中华料理“国泰”,当时安倍家住在东京的南平台,家里有生日宴会或游园会的时候,常到“国泰”定宴席和饭菜。穆阿是中国人,本是原外交官的妻子,后来与美国海军将校再婚,关了店去了洛杉矶,不久开始在洛杉矶经营旅行社。她离开日本后,仍然与安倍的母亲安倍洋子亲密交往。她从洋子那里听说了安倍晋三的窘状,就对洋子说:我来照顾小晋吧。

在她安排下,安倍暂住在一个她熟识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家里,后来到位于加州长滩的英语学校里住宿学习,语言能力提高以后,于1978年1月,入洛杉矶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法律。

但是安倍从小生在富裕家庭,在美国学习期间,寂寞的住宿生活使他患了“思乡病”,每天晚上都用对方付款的电话往东京富谷的家里打长电话,有时国际电话费每月达10万日元,使其父亲安倍晋太郎生气地说:“快让晋三回日本吧!”

穆阿知道了安倍晋三得了“思乡病”,非常担心,带着他去各种地方,给他介绍能在一起说话的人,从各方面照顾他,这样,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秋季讲义结束后,安倍决心继续留在美国留学。

安倍一家一直与穆阿交往,《气骨--安倍晋三的DNA》中说,在安倍就任自民党干事长时(2003年),80岁的穆尔,特意打来电话祝贺。

也许是由于这段经历,使安倍“喜欢中国人”,他们夫妇有一些中国朋友。

据著名华人京胡演奏家、京剧艺术家吴汝俊介绍,大约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中秋,吴汝俊在日本九州汤布院举办京胡独奏音乐会,主办单位邀请了一些国会议员参加,安倍晋三夫妇也在其中。吴汝俊精湛的艺术使他们大为感动,觉得“拨动了他们心中的琴弦”。从此,他和安倍夫妇就成了朋友,每逢新年互赠贺年卡,两个家庭也开始交往。

吴汝俊说:安倍夫妇为人和善、热情,非常容易相处,也很活泼、开放,大家在一起交往起来很自然,互相都不需要做作。两家四个人在一起时,总是谈笑风生。安倍晋三平时看起来很严肃,其实他很幽默,会说很多笑话,特别开朗。

安倍夫妇在吴汝俊演出时几乎每请必到,成了他的忠实“粉丝”。吴汝俊创作的这出《贵妃东渡》,竟然也包含了一种中日文化及吴汝俊与安倍夫妇间奇迹般的“缘分”。《贵妃东渡》的剧情是:杨贵妃在马嵬坡兵变时没有自缢身亡,而是被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救到了日本,两人不是兄妹胜似兄妹,与此同时,杨贵妃还时时思念着李隆基。“阿倍仲麻吕”在日本也写作“安倍仲麻吕”,可以说是日本姓“安倍”的人的祖先。日本现存的杨贵妃墓和供奉她灵牌的地方“二尊院”,正在山口县油谷町。无巧不成书,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就是在油谷町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——这种奇迹般的巧合,使吴汝俊和安倍夫妇都惊叹中日文化之缘的渊源流长和不可思议。

中日关系在邦交正常化以来遇到两次最大的危机,一次是小泉纯一郎在担任首相的约5年半的时间里,连续6次参拜参拜靖国神社;一次是日本政府在2012年9月将钓鱼岛“国有化”,无巧不成书,这两次危机之后,都是安倍出任首相,而中日关系的危机都在他担任首相后得到缓解和改善。

2006年9月26日,安倍接替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,那时是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后,中日关系处于最深的低谷的时期,而安倍在刚刚担任首相后的该年10月8日,对北京进行了“闪电式访问”,这是中日首脑互访中断5年之后的访问,是安倍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出访,同时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的18位日本首相中,第一位把首访国定为中国的首相。安倍访华,使1972年以来降至最低点的中日关系出现转机据说他这次访问,也是经过他“喜欢的”在日华人搭桥引线得以实现的。

2012年9月,民主党政权主持将钓鱼岛“国有化”,将中日关系推到悬崖的边缘,中日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。在安倍重任首相以后,一开始坚持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路线,但是在日本内阁通过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后,他就一直不断推进中日关系的改善,并推进中日在2014年12月7日签署了有关中日关系的“四项共识”,避免了中日擦枪走火的危机,并在与中方的共同努力下,实现了中日首脑的两次会谈。

那么今后,安倍还会不会和中国针锋相对地对立呢?应该说在某些方面还是要对立的,但是那应该是国家利益间的对立,而不是感情上的对立。

安倍和小泉是不同的。小泉是以自己的意志和心情优先,而安倍更多地考虑的是结果。他非常推崇马克斯韦伯有关政治家的 “心志伦理”与“责任伦理”的界定,前者属于主观的价值认定,主要涉及意图或动机;后者则牵涉到客观世界及环境中的现实运作及其结果,就是说,政治家在权位之上,需要考虑政治决定与政治行为可以预见的后果。安倍更倾向于以“责任伦理”限定“心志伦理”。他曾对前辈议员们说过:“在向人民诉说我的心情时,请让我直来直去,可是,在我能够就任某个职位时,请让我考虑国家的利益,不损坏国家利益,并为实现国家利益行动。”

从目前安倍推进新安保法案通过的种种做法来看,也可以看到安倍如此的心态和做法。本来安倍一贯以“中国威胁”为背景,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,通过新安保法案,但是去年7月1日,内阁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,安倍当天傍晚召开记者会进行了说明。笔者从头到尾看了安倍的记者会见实况转播。令笔者惊讶的是,一贯以“中国威胁”作为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背景和理由的安倍,这次不仅没有拿中国说事,甚至也没有提到钓鱼岛。从此以后,安倍在各种场合对批评中国的言论都三缄其口,不到在国会被人追问或迫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说。今年5月14日,日本内阁召开临时内阁会议,决定了构成新的安全保障体制的12项法案,安倍在14日傍晚举行了有关这些法案的记者会,但他一句也没有提到中国,他说:“为应对接近我国的国籍不明的飞机的自卫队战机的紧急起飞,与10年前比增加了7倍”。安倍故意用“不明国籍”来说明这种情况,说明他有意回避拿中国说事。但是最近安倍又开始炒作“中国威胁论”,在今年6月上旬在德国召开的G7峰会上,他提出中国在南海扩礁建岛问题,要求峰会采取统一的行动,制止中国改变南海现状。在安倍的会上会下的积极活动下,使6月8日的首脑宣言,不点名谴责了中国。

笔者认为: 最近,新安保法案在国会审议中受阻,这完全出乎安倍的意料之外,本来执政党的议席在众议院超过2/3,在参议院也超过半数,通过新安保法案应该没有问题,但是没想到绝大多数宪法学者都认为新安保法案违宪,不充分地进行说明,强行通过法案,可能重蹈1960年他外祖父岸信介强行通过了新日美安保条约,导致内阁下台的覆辙,而在安倍看来,新安保法案太重要,没有战略纵深的日本,必须通过不断巩固日美军事同盟,才能实现坚实的国防,而且这是巩固、增进日美关系最重要的一环,从优先顺位上来说,通过这个方案排在改善中日关系之前,而要通过新安保法案,必须以一个较大的“威胁”为背景,而近年来武力不断增强,且与日本有领土冲突的中国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背景,因此在中日关系上,新安保法案通过与否,构成了一种“钟摆效应”,当这个法案进展顺利时,安倍就极力改善中日关系;当这个法案受阻时,他一定要宣传“中国威胁论”,但是不能因此就说他是鹰派或是反华派,这不关感情上的事,而是他所推崇的“责任伦理”使然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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